5月22日-5月28日，2021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百年回望，中国领导祖国科技发展，从一穷二白起步，以筚路蓝缕开拓，科学技术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创新征程。大国有大家、大学有大师。建党百年来，涌现了一大批胸怀祖国、甘于奉献、具有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在南京农业大学百余年的办学历程中，也走出了一批三农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他们，点亮科学技术创新璀璨星河，为我们前行之路领航。

  马育华（1912－1996），我国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家、数量遗传学家和农业教育家，生前曾任金陵大学农艺系和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农学系主任。他在生物统计学和田间试验技术方面有很深造诣，最早将植物数量遗传学系统介绍到国内，并创建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培养出一代代农学家，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和大豆科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12年10月，马育华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自小目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深重苦难，他毅然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1935年，马育华获得金陵大学农学学士学位，后任助教。1945年他考取伊利诺大学，赴美实习并在该校研究院学习。1946年被授予科学硕士学位，回国工作。1947年，再赴加拿大萨斯喀切温大学任遗传育种研究员。1948年至1950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的他，满怀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冲破重重阻力，于1950年回到祖国。

  身为一位育种学家，马育华先后编写了《田间设计与统计方法》《试验统计》《植物育种的数量遗传学基础》等植物数量遗传学的基础教材，首先将数量遗传学系统介绍到国内，是当之无愧的学科开拓者和领头人。

  同时，马育华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教育家。他极为重视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对自己的教学工作认真到近乎苛刻。对每一位招收的研究生，他都要亲自面试，强调德才兼备，勇于实践。对他们的选课和论文选题，他都要一一过问，并亲自指定阅读文献，审改论文，最后把关。老师治学严格、严密、严肃的科学态度，对每一个学生都是一块模板。

  马育华认为，要办好新中国的农学院，既要具有中国特色，也要吸收外国农业之所长。在美加的留学经历使他一直怀有建设大豆研究中心的设想。１９５４年，他从纷繁的行政事务中抽身，在简陋的条件下以课题组的形式在我校开始大豆地方品种研究及新品种选育的第一项研究计划。马育华教授紧紧抓住研究梯队建设和研究方向两方面，在他和后继者的努力下,现在的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研究所，已成为中国南方大豆研究之权威机构。

  马育华为我国农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创造了丰硕的成果。他严谨治学、勤奋工作、诲人不倦、为人师表，他的名言尊敬前辈，团结同辈，提携后辈会在一代代南农人心中永远激荡和传承。

  他是真诚的科研者，把满腔的热血抛洒于祖国的棉花改进事业；他是朴实的劳动者，把勤俭节约视为一生的处世之道；他又是勤奋的学者，把读书与实践作为生活的重点；他还是仁爱的长者，把培育青年放到了生命的至高点。他奠定的棉花区域试验方法和棉区划分理论，至今仍指导着棉花科研和生产。他依然守望着辛勤耕耘的棉花地，广阔的棉田是记录他卓越贡献的画卷，洁白的棉花是他高尚品格的象征。在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建院十周年之际，谨借此文缅怀农学院优秀院友，一代棉作科学宗师冯泽芳。

  冯泽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他在棉花科学研究、棉种繁殖推广和培育植棉人才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一生的成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农学发展进步的标志和缩影，他的学术造诣和大家风范，令后人敬仰、世人赞叹。

  这位大师留下的辉煌成就与个人风采，不仅可以让我们去追思与怀念，更可以让我们去学习与传承。他用自己一生的言行，向我们诠释了走向成功的秘诀，那就是“诚朴勤仁”，到今天俨然已成为了南农学子自我规范的准则。

  冯泽芳曾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科，由此结下了他的棉业情缘，他希望广大农民能够摆脱贫穷落后的生活，他要把科学技术带进棉花生产的田间地头。此后，他为棉业科研，推广木棉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平均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全国各地调研，足迹踏遍产棉地区。他曾在给助手的信中写道：“斯字棉、德字棉和木棉是我的三个孩子，我爱木棉同爱我的小女儿一样。”这种爱棉如子之心，何等感人！

  冯泽芳出生于农村，从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习惯，他的一生也从始至终保持农家子弟勤劳俭朴的作风。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总是以诚相见，以礼待人。他虽然事业上有很大成就，名重一时，但始终虚怀若谷，铭记师长的教诲、同事和学生的帮助。在50岁时，回首往事，冯泽芳套用胡适的诗句自咏：“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说起生活，冯泽芳一家非常清寒，他家里除了桌椅床铺外，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抗战时，他虽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但五口之家靠他一人的薪水，只能维持基本生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患了较严重的慢性病，甚至曾因此几乎丧失工作上的能力。但他从来没想过利用他在学术界、棉业界的声望来谋求兼职，只是依靠自力更生来过日子，在住宅周围空地种菜，自己养鸡，连内衣裤、孩子们的衣服都由妻子孟玉成自己裁制。

  如此之多的科研成果，都建立在冯泽芳丰厚的专业相关知识的基础上。他常常这样教导学生：“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就，除天资外，更重要的是靠勤奋学习。”所以他爱书，嗜书如命。虽然他极少去商场，但书店却是经常去的，数十年如一日，故藏书颇丰。鲁迅说自己宁愿用别人喝咖啡的时间来写文章，而冯泽芳却是用人家去娱乐的时间来读书做研究。在康奈尔大学的三年，他潜心研究，从不去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他常自嘲说：“我这个留美学生，一不会跳舞，二不会唱歌，三不会打牌，四不会游泳，五不会开汽车，是个十足的土包子。”

  冯泽芳常说：“我一生最爱的，一是棉花，二是青年。”他经常介绍以往毕业生的成就，激励学生。在《科学》杂志上著文赞誉青年学者俞启葆在短期内发现两个连锁群。发现奚元龄踏实好学，就鼓励他钻研棉花细胞学，并为他关于棉属细胞研究之专著写了一篇重要的序言，帮他申请名额赴英国深造。他见徐冠仁的水稻遗传工作很出色，推荐晋升副教授，帮他申请奖学金去美国深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涌现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农业科学技术人才。

  冯泽芳院士用其精彩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诚朴勤仁”这四大优秀的品质。昔人虽已逝，音容犹未远。回眸历史，冯老已经离开我们半个世纪了，但身为南农的新青年，我们应当继承前人的高尚品质，踏着一代宗师的足迹寻找成功之路。

  王绶（1897-1972），字佩卿，山西省沁县人，我国著名的作物育种学家，生物统计学家和农业教育家。1916年，王绶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后，恰逢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他深感欲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必须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于是下决心走“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之路。

  1919年，王绶被保送到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我校前身）农艺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后升为讲师。王绶在授课的同时深入农村调查农民保存与繁育优良品种的方法，开始系统育种。1932年，王绶由金陵大学派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作物育种学系深造，次年以《大麦遗传之研究》的毕业论文获农学硕士学位，并当选为美国农艺学会会员。

  从1933年回国到1940年间，王绶先后任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农学系主任、农艺研究部主任。王绶在主持系务期间，以身作则，勤俭节约，使各项工作协调进行，为农学系的建设做出了诸多贡献。他讲授的多门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培育出的几个大豆、大麦新品种也都在生产上示范推广。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绶先后前往成都和西安。在此期间，王绶边授课边收集材料来科学研究，同时还进行教材和教科书的编写。1946返回南京后，王绶担任国民政府农林部农业推广委员会粮食生产组主任、农林部粮食生产委员会专门委员会联席主席兼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王绶被调往北京担任农业部粮食生产司司长，授予一级农业总技师。在此期间，他通过长期在各地的调研，总结出地方发展农业和提高粮食产量的经验并加以推广。他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受到许多科学家的赞誉。1957年后，王绶又先后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所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务。

  王绶是我国大豆、大麦育种和生物统计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在大多数专家从事稻、麦、棉三大作物研究的时候，唯有他看中了大豆和大麦这些“小作物”，并为这两个作物的遗传育种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尤其是在大豆方面，他培育出的大豆新品种获得了诸多奖项并得到大面积推广种植。由于他的带头与引路，也培养造就了一大批接班人，使得这一原产我国的重要作物，无论是生产还是科研都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较短时间内取得蓬勃的进展。

  王绶素以勤奋、严谨、求实、诲人不倦著称。他的助手和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后，大多能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脚踏实地，不少已成为知名学者，这是与王绶当年的言传身教分不开的。

  王绶毕生致力于农科大学的教育，为国家培育了几代农业科学技术人才。他先后讲授多门课程并编写十余本教材，在教学管理过程中，王绶始终把培养社会主义农业科学技术人才作为办学的宗旨，坚持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面向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提出对青年学生应进行以“勤、俭、谦、诚”四字为主线的教育。

  在王绶看来，教学质量关系着学校的存亡兴衰，而提高教学质量是建立在提高教师质量基础上的，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培养。他提倡教师要做到“三定一稳”，教学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强调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之间的关系，在教学中去粗取精，突出重点。他的这些办学理念对农科大学的建设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2年2月1日，王绶因病离世。自上世纪20年代中期从事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以来，王绶50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坚忍不拔，他的一生是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研作风令后人景仰，他献身祖国农业科教事业的优秀品德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在南农历史上，有这样一位教授：他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科学家，倾其一生奉献在小麦科学研究工作中；他坚持言传身教，为祖国农业战线培育出几代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却依旧平易近人；他深知中国农业发展任重道远，为育良种一生勤奋耕耘，老骥伏枥编写多部小麦著作。

  金善宝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教育家、农学家和小麦专家，长期从事小麦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在小麦的分类和育种研究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他早期育成的“南大2419”、“矮立多”等小麦优良品种，最大年种植培养面积达7000多万亩，为我国小麦增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后又发现并定名了我国独有的普通小麦亚种——云南小麦。他为我国培养了几代农业教育、科研和生产管理人才。他主编了《中国小麦栽培学》、《中国小麦品种志》、《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作物卷》等专著，为中国现代小麦育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895年，他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枫桥镇石硖口，童年的农村里的生活，使金善宝从小就逐渐掌握了农业劳动的基本操作。农村耕作技术的落后和旧社会农民生活的疾苦在金善宝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决定改变这里。于是，在动荡的社会，金善宝开始了节衣缩食、艰苦求学的生活。他先后求学于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美国康奈尔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1932年回国，先后在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江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农艺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南京农学院院长等职。1957—1965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65—1982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1982—1997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他当选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获得“美国农业服务基金会永久荣誉会员”奖牌。

  金善宝教授是南京农学院第一任院长。南京农学院即现南京农业大学前身，1952年，中央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和浙江大学农学院部分专业合并成立南京农学院。在任教期间他辛勤地口授笔耕，谆谆教诲，在南农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他们也肩负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任。金善宝教授一直关心南农的建设和发展，曾在南农复校工作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1957年，他一方面组织教授们讨论，否定了变迁南农的议论；另一方面亲自向中央有关领导陈述详情，争取国务院作出了南农迁至卫岗办学的决定，为南农的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南农被撤并期间，金善宝教授义愤填膺，为了整个农业教育事业的发展，顶住压力走访有关，反映要求恢复南农的迫切心情，并建议全国各大区增设重点农业院校。1979年初，党中央批准南农回原址复校，这所有着七十多年的历史的老校终于获得了新生，走向了蓬勃发展时期。

  在他眼里每一粒种子都是一片金色的希望，每一寸土地都该长出金色的粮仓，所以在小麦领域里金善宝不停地追求他金色的梦想和奉献着自己的力量。如今，图书馆二楼院系厅金善宝教授的塑像更激励着一代代南农学子追求科学，奉献祖国的热情。

  刘大钧，国际著名的小麦遗传育种学家、杰出的农业教育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6年7月2日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194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艺系并留校任教。1955年公派赴前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学习，1959年获副博士学位，1960年回国后长期在南京农学院（1984年更名为南京农业大学）工作。1981年5月至1991年11月历任南京农学院农学系主任，南京农学院副院长、院长，南京农业大学校长，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三届作物学科评议组副组长，农业部第一、二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兼植物遗传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遗传学会理事长，江苏省生物技术协会理事长。曾任《遗传学报》《遗传》副主编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自然科学进展》《作物学报》编委等。

  刘大钧先生治学严谨、敏于思考、勤于实践、善于创新。从事小麦遗传育种研究60余年，毕生致力于小麦遗传与育种工作，特别在外源优异基因发掘与种质创新等领域成就卓著。他学术洞察力敏锐，始终站在学科发展前沿，利用辐射育种技术选育出小麦新品种“宁麦3号”，建立了小麦染色体和细胞工程技术体系，率先将分子生物学和细胞遗传学相结合创制小麦远缘新种质，发现了白粉病免疫基因Pm21，促成了远缘新种质在小麦育种中的广泛应用。他领导的团队连续三期赢得美国麦氏基金资助，成为我校国际合作的成功典范。研究成果分别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三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等。2000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刘大钧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农业教育家。担任校领导期间，创新教育方法的理念，以开阔的视野、前瞻的思维，制定了新时期农科大学的学科发展规划，促进了学校向多科性大学的战略转型；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多渠道选派中青年骨干赴国外进修，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术中坚，有效地缓解了复校初期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利用广泛的人脉资源、娴熟的外交能力，大力推进并建立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积极争取世界银行贷款改善办学条件，扩充学校国际文献资源，为南京农业大学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生成长、教书育人、诲人不倦，开设并主讲《细胞遗传学》《植物基因组分析》等课程，编著出版教材10余部，先后培养了60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多数已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业务骨干。他以渊博的学识和儒雅的风范，赢得了广大师生的爱戴。

  刘大钧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为人正直、知人善任、以身作则。他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崇高的道德风尚，扎实工作、开拓创新，为我国农业科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遭逢乱世“弃艺从农”，走上小麦育种路60余年初心不改，“小麦覆陇黄”是他一辈子的报国梦想。8月22日，国际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刘大钧教授在南京病逝，享年91岁。“要学就学最好的”“看到国外领先水平，要为国家所用”——他为麦穗忙碌的一生，将被人们铭记。

  出身常州望族的刘大钧，家庭随着日军全面侵华陷入贫困，历经多次辗转辍学，仍抓紧一切机会求学。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群和记者说：“1944年，在大学学习了一年艺术专业后，刘先生决定弃艺从农。在他看来，我国是农业大国，投身农业，就能为国家粮食增产作贡献，这也是最能直接改变国家和百姓命运的途径。”

  1949年，刘大钧从金陵大学农艺系毕业，1955年被选派到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进修，一年后转为研究生，专攻小麦遗传育种。5年的留苏学习，为刘大钧开启小麦育种事业增添了底气。1964年，小麦品种研究室正式建立，刘大钧担任遗传组组长，开始一步步攻克小麦辐射育种的关键难题。

  辐射育种变异很大，需要重复一次次的变离辐射，在成百上千个变异品种中不断观察分析。为了加快实验进度，刘大钧夏天把小麦拿到井冈山去播种一季，冬天拿回南京再播种一季。“尽管因政治活动常常不得不中断试验，但研究从未停止过，最终成功选育出了高产小麦‘宁麦3号’。”李群说。

  经过多年多次试种后，“宁麦3号”自上世纪80年代初慢慢的变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产小麦，为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仅据1981年至1985年的不完全统计，5年间为国家累计增产小麦10亿多斤，为农民增收1.5亿元。从1961年开始从事小麦辐射育种研究，到1975年“宁麦3号”正式定名，刘大钧花费了整整14年的时间，堪比“十年磨一剑”。

  “他常叮嘱我们，教学生，自己首先要本领过硬。”南农大教授吴琴生从1963年开始跟着刘大钧学习，对老师的认线多岁的时候，还在显微镜下做染色体压片，做压片必须用大拇指用力按住玻璃，所以他的大拇指比别人要宽出一截。他曾举着拇指笑言:‘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功夫就到家了。’”

  吴琴生说，刘先生常说“要看到国外领先水平，为国家所用”。1981年入学的本科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副教授翁益群说，刘先生每次国外访问回来，都要和组内师生交流心得，他还清楚记得先生从国外带回转基因用的基因枪资料。

  1991年，刘大钧因年龄卸任南农大校长一职。他干劲十足地对学生说：“终于又回到田里来了！”刘大钧的学生、南农大农学院副院长王秀娥说，他保持每天早早上班的习惯，亲自在实验室做课题，外出参加学术会议；2005年前，年近80岁的刘先生还亲自去云南做了考察。

  “做国家大课题，解社会大问题，刘先生亲身示范：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吴琴生说，上世纪70年代，刘先生关注到细胞遗传学的发展，南农刚复校，他就在一穷二白之中建立了细胞遗传实验室。上世纪80年代，国外的农业与生命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平，但国内农业院校基本上没有相关研究。刘先生不遗余力拓展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派老师到国外学习技术，邀请国际知名同行讲学指导。他带领团队，于国内最早引进并研究簇毛麦，在国际上最早发现其高抗白粉病，先后培育多种优质抗病种质材料，被美、英、德、澳、墨等国以及国内共50余家单位使用。1997年前后表观遗传学刚出现时，他便鼓励学生大胆尝试，紧追前沿热点。

  “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刘大钧总要求学生将研究目标定得高一些，“要学就学最好的”，切忌坐井观天。

  “先生上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对每一个学生的实验计划、试验设计和统计分析等都有具体实际的要求，对论文、课题等逐字逐句提出修改意见。”翁益群回忆道。已是东北师范大学博导的刘宝教授记得，自己在南农大读博士时，刘先生校长事务繁多，但每周一次的seminar（研究生班讨论）很少缺席，他现在带研究生也深受导师影响。

  刘大钧爱学生，书橱上除了摆放有儿孙照片，全是学生们从天南海北寄来的贺卡和照片。曾任中国农业博物馆党委书记的王红谊喜欢练书法，先生送其一本《临帖指南》。86级硕士生张杭回忆：“一年春节我去看先生，顺带去我的摄影习作向他汇报，先生大为高兴，取出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购买的一套高级相机送我，嘱我用心拍摄，这套相机后来伴我十余年。”

  但凡学生毕业，刘大钧总要骑车郊游送行。“这时先生穿着运动装，骑上他那辆变速车，登坡时还会与弟子们竞赛。”张杭说。先生关爱年轻人，即便收到远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来信询问问题，他总高兴地亲自回信，并嘱咐立刻寄出去。

  刘大钧常说“我以学生为荣”。他领导的学术梯队，先后培养了21名博士、34名硕士，他们中绝大部分已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是国内外知名的中青年学者、学科带头人、国家攻关与“863”项目的主持人。